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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丛专题 | 我生何幸眼多福:有正书局与晚清民国的法书碑帖出版 ... ...

2017-12-14 08:07| 查看: 3742| 评论: 0





文/叶康宁
常州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摘要

晚清至辛亥革命后,由于摄影技术和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名家墨迹、善本古帖被大量印刷,丰富了帖学的学习资源;新发现的甲金文字、简牍帛书、西域残纸也被推广开来,扩大了书法的取法范围。平素难得一见的法书碑帖也通过影印这一方式走入寻常百姓家,加强了书法艺术的普及程度。有正书局不仅在这一时期的书法出版和书法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法观念的转捩。
 
✎关键词

有正书局   法书碑帖   书法出版   书法观念
 


引 言
 
在看到端方所藏唐代写本《说文》木部残卷时,清末民初大鉴藏家完颜景贤欣然赋诗:“唐迹传今已景云,篆书著录恰无闻。我生何幸眼多福,得向匋斋看《说文》。”[1]“我生何幸眼多福”,当时不少书画家和鉴藏家都发出过类似的感慨。在题为《端方藏十四字汉草隶刻》的札记中,罗振玉说:“我辈生今日,眼福乃过古人矣。”[2]在《壮陶阁书画录》中,裴景福说:“余得入目见昔人所未见,天之饷我多矣。”[3]在给儿子陈约的家书中,陈垣说:“且字最要紧看墨迹,从前英敛之先生最不喜欢米,我谓先生未见米真迹耳。后见宫内所藏米帖,即不轻米矣。徐世昌写一辈子苏,皆是木刻翻板的,老始见真迹及影本,遂稍进步矣。生在现在,比前辈便宜得多。二十年前,何能有今日之大观也。”[4]

晚清民国时期,由于摄影技术和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那些秘藏内府与私家的珍稀艺术品得以化生千亿,走入寻常百姓家。在有正书局印行的《宋拓索靖月仪帖》封面上,张俊有一段题字:“论章草者,不外钟、索。然《月仪》一篇,米南宫尚不得见,而此天下孤本,幸保存于项子京、钱箨石识者之手,得于今日影印传世,供吾侪研究资料。是知今人眼福,百倍于古人也。”[5]本文就以有正书局为例,来考察晚清民国时期的法书碑帖出版。希望读者能够一脔知味,从这个较为典型的个案管窥蠡测当时的书法出版,进而了解出版技术带来的书法观念的转捩。


▲ 狄平子题《宝箧印经》


一、狄平子与有正书局
 
泰戈尔访华是1924年中国最为轰动的文化事件,在他48天的行程中,有一天(4月18日)和中国的美术出版息息相关。据《申报》所记,当天泰戈尔乘车偕友人至四马路有正书局参观,详加披览该局所印的中国美术品,深为叹赏,并挑选最惬意者,购买多种。[6]

泰戈尔光顾的这家有正书局是中国书法出版史上需要大书特书的一家出版机构。孙询在《民国书法篆刻史》中特别论及有正书局,他说:“民国期间,上海的出版业、印刷业占全国领先地位。但数十家名称不同的书局中,以印刷碑拓法帖而遐迩闻名者,不过三四家。专业性比较强的以狄平子创设的有正书局,誉称海内外。该局较早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珂罗版精印碑帖’为号召,讲求质量,出版了大批为学人喜爱的碑帖。对稀世罕见之本,狄氏本人尚手书为之题跋,这是一般书商难以望其项背的。”[7]

狄平子(1872—1941),名葆贤,江苏溧阳人,字楚青(又作楚卿),号平等阁主、六根清净人等,使用最多而且又最为人知的号则是平子。他出生于书香官宦之家,幼承父祖余绪,工书善诗。光绪二十年(1894),他考中举人,并参与“公车上书”,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过从甚密。他还参与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事败后潜避日本。1904年回国,在上海创办了著名的《时报》,并开设有正书局。中年以后,他在继室汪观定的影响下,一心向佛,与印光、弘一、寄禅等佛门中人相往还,并皈依常州天宁寺住持冶开清镕禅师,创办《佛学丛报》,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居士。他行世的著述不多,有《平等阁笔记》六卷、《平等阁诗话》二卷,影响都很大。

狄平子还是晚清民国屈指可数的大收藏家,张葱玉说他“以收藏闻名”[8]。狄平子的父亲狄学耕,字曼农,是晚清同治、光绪年间的名士,做过县令等小官,工书画、富收藏,收藏过《五老图》《萧尺木山水神品》等煌煌巨迹。到了狄平子这一辈,家中所藏书画更加宏富。绘画名迹有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王蒙《青卞隐居图》、陆天游《丹台春晓图》、唐寅《藕香图》等,法书碑帖有鲜于枢行书《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卷》及《宋拓汉博陵太守孔彪碑》《宋拓褚河南哀册》《半闲堂本乐毅论》《秘阁枣本黄庭经》等。狄平子交游极广,与他相过从的大收藏家有很多,如刘鹗、裴景福、叶恭绰、庞莱臣、褚德彝、吴湖帆、王一亭、张葱玉等。刘鹗、吴湖帆和张葱玉的日记里面都多次提及狄平子和他的藏画。可以说,狄家宏富的收藏和狄平子庞大的朋友圈,为有正书局的运营提供了高质量的出版素材。

很少有人论及有正书局的开设时间,笔者近日见到一本《有正书局十五周年纪念册》,是该书局1919年印行的,由此可知有正书局创办时间应该是1904年,与《时报》同时或者稍后。在狄平子辞世后,有正书局又维持了两年,“据狄氏家族谈,该书局于1943年停业”[9]。

狄平子在有正书局投入了大量的心力。据包天笑回忆:“说起有正书局,楚青倒是以全力经营的。他的发行所,就在望平街《时报》馆的旁边;印刷所却又在他的海宁路的住宅旁边。说起他的工作来,实在花于有正书局的精神、时间,还比《时报》多。”[10]

 

▲ 狄平子跋《王文治诗稿》


▲ 狄平子跋魏墓志



二、有正书局的法书碑帖出版
 
从1904年创设到1943年歇业,有正书局出版了多少种法书碑帖?狄平子自己说:“三十年来,影出碑帖书画,不下千余种,大都一时巨迹。”[11]1935年有正书局印行的广告册上,列有丛帖15套,计74册;周秦刻石6种,计5册;汉碑31种,计28册;晋代碑帖17种,计17册;南北朝碑34种,计36册;隋碑8种,计8册;唐碑70种,计73册;宋元帖27种,计30册;明清帖8种,计8册;汉晋唐墨迹5种,计5册;宋元墨迹16种,计17册;明人墨迹24种,计26册;清人墨迹54种,计56册;名人手札墨迹11种,计22册;名人诗稿墨迹11种,计16册,名家楹联2辑,计3册;历代碑帖集联12种,计12册;金石拓片21种,计72册;清宫藏碑帖墨迹13种,计12册。此外,还有各类习字帖96种,计96册。也就是说,当时在售的法书碑帖数目就有481种,616册。[12]

有正书局出版的法书碑帖以石印与珂罗版为主要印刷方式,偶尔也有纲目版(即网目版)和金属版印制的。所谓“石印”,就是“利用油与水不调和之原理,以石面制版,用富胶着性之药墨书字于特制之药纸上,微干,覆于石面,用强力压之,则胶性药墨已粘着石面,去纸,拭之以水,水未干时,即滚以油墨,凡石面因水之阻力不着油墨,有字画之处则否,敷纸压印之即成”[13]。是1796年由奥匈帝国人施内费尔特发明的新型印刷术。1840年前后,石印术随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传入中国。所谓珂罗版,就是“将阴文干片,与感光性胶质玻璃版密合晒印,其感光处能吸收油墨,其余印版则吸收水性,用纸印刷,即得印样。
在照片制版中最为精细,印名人书画等美术品甚为适宜”[14]。早在1880年前后,北京佟氏延光室就用珂罗版印制书画了。有正书局也是中国较早引入珂罗版印刷术的出版机构之一。据贺圣鼐说:“上海有正书局聘日人龙田来华举办珂罗版印刷,教授华人狄君。”[15]包天笑亦云:“就是那个用珂罗版精印各种古今名画,也是由他创始的。他雇用了日本两个技师,订了两年合同,专管印刷古画的事,又令他的厂中艺徒加以学习,所以不到日本技师两年合同期满,他们都已学会了。”[16]有正书局始创用珂罗版精印各种古今名画之说,不仅见于包氏的撰述,也见于不少研究专著。但据《申报》所载,狄平子延请日本制珂罗版及钢铜版技师数人到沪,是1908年的秋天。[17]晚于文明书局(1902年)和商务印书馆(1907年)。

影印法书碑帖需要进行照相制版,所以狄平子“在静安寺路东口(今南京西路)跑马厅对面,设立了民影照相馆(楼下为民报馆)”,楼上沿马路一间,是“招待宾客,研究影印书画”的所在。[18]

晚清民国时期,国外有不少觊觎中国文物的收藏家和收藏机构,他们在文物掮客的帮助下,收购了很多珍稀的法书碑帖。有正书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功绩,就是在它们流往海外之前为国内读者保存了影印本。如流往美国的《淳化阁帖》最善本(2008年,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的重金购回)中的司空公本第六、七、八卷,有正书局出版有金属版和珂罗版影印本;流往日本的何绍基旧藏唐薛稷《信行禅师碑》原拓孤本,有正书局也有珂罗版印本。此外,还有一些法书碑帖名迹不幸毁佚,如裴景福藏五代书法家杨凝式的《韭花帖》摹本,依赖有正书局的影印本,得以另一种面目存世,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诸如此类的法书碑帖还有很多,就不一一枚举了。

在狄平子的悉心经营下,有正书局出版的法书碑帖,大都印刷精良,获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可。许多老牌出版机构都自叹不如,谢菊曾说:“由于《时报》老板狄平子的有正书局崛起,出版许多石印的唐宋名家法帖,与佳本不差毫厘,价廉物美,受到全国教育界的广泛欢迎,遂使商务出版的各种字帖黯然失色。后来商务也曾出版了一些法帖,但不是价格昂贵,便是质量不高,因为这方面的生意终敌不过有正书局。”[19]鉴藏家李葆恂也对狄平子赞誉有加,他说:“近闻吾友狄君楚卿,方倡书画社于海上,且偏征名迹,用西法印行以饷艺林。其用意深远,殆非俗士所及。”[20]朱联保也说:“有正书局用珂罗版印刷书画碑帖,搜罗宏富,选择精审,印刷之工,较原件丝毫不爽,古今珍品得以流传,其功不可没。”[21]

百密尚有一疏,有正书局出版的法书碑帖也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版本。如周祖培旧藏北宋未断本王书《圣教序》,底本极精,“为海内公认为第一本者”[22],而珂罗版印本却与原迹大相径庭,几全失其神采。不仅如此,封面上还把周文勤印成了周文清,文勤是周祖培的谥号(周祖培是嘉道咸同四朝重臣,晚清的碑帖收藏大家,裴景福在自藏唐拓《九成宫醴泉铭》后的跋语中提到的“商城周氏”,就是指他)。这一错误,在有正书局1935年印行的广告册《日用常识便览》中纠正过来了。此外,为了和其他法书碑帖出版机构竞争,加上碑帖素有“黑老虎”之称,真正懂行的人并不多,所以,有正书局也存在以次充好的现象。如号称“董香光藏”,并以珂罗版印行的《唐拓九成宫醴泉铭》,实质上并非唐拓,而是翻摹重刻之本。


 

▲ 狄平子


▲ 狄平子书自作诗


▲ 狄平子致吴湖帆手札



三、法书碑帖的发行、销售与影响
 
有正书局在上海的总发行所地址是“望平街二〇五号”,还有一段时间在四马路,据朱联保说,后来“有正书局撤销发行所迁至愚园路狄氏家内继续营业”[23]。在愚园路,狄平子建有狄家花园,占地八亩。据说里面“林木蓊郁、奇卉满陂,叠石嶙峋,有石佛置其中,那是狄先生之婿在筑陇海铁路时获得的出土之物”[24]。分发行所有三处:南京太平路、天津东马路、北平厂西门。印刷所设在上海“威海卫路三百〇九号”。

在法书碑帖的销售上,有正书局走了代售和直销两条路。代售就是联络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书店,发货给他们,给予他们一定的折扣,让他们帮忙经售。有正书局主要经售处有广州林记书庄、汉口新胜福、辽宁章福记、济南山东书局、济南东方书社、青岛中华书局、太原晋新书社、保定直隶书局、开封龙文书庄、开封百城书馆、郑州龙文书庄、杭州古今图书店、温州中华书局等。邮购是有正书局的另一种主要经销方式。有正书局影印的大部分书籍上都附有法书碑帖类书籍的广告,有时在封二,有时在封底,预告新书出版及兜售库存书。此外,有正书局还出版了很多广告性质的小册子,比如1919年印行的《有正书局十五周年纪念册》、1935年印行的《有正书局目录》《日用常识便览》等,都罗列了书局出版的法书碑帖书目,并有简明扼要的版本介绍,还附有《外埠通信现购章程》和《邮局代购书籍章程》,以方便读者邮购。有正书局的售书广告也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远在湘西做军队文书的沈从文在阅读报纸的时候,最喜欢看有正书局的广告,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竟然买了17元的字帖,尽管他当时的工资每月只有4元。[25]出色的印刷质量和畅通的销售渠道让有正书局获得了较为可观的利润。据包天笑回忆:“到了后来,《时报》困穷,入不敷出,而有正书局却岁有盈余,于是挖肉补疮,以其盈余,补其不足,《时报》得以支持数年下去,也很靠有正书局为之扶助呢。”[26]

无论是对于近现代的书法出版,还是对于近现代的书法教育,有正书局都是居功厥伟的,它出版的法书碑帖影响深远,孕育名家,施惠无涯。书法家田原后来回忆说:“我有小书箱一只,箱内有本《金石书法目录》,是有正书局出的广告册。这本册子,简直就是本金石书法大全。书法介绍,由甲骨、钟鼎起,直到汉隶、唐楷、宋元明清碑帖,一直介绍到郑板桥、何绍基、尹秉绶、于右任。篆刻介绍,由秦玺、汉印、圆朱、元押、文彭、何震,一直到‘西泠八家’、黄牧甫、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我有一方藏书印,文曰‘老恩师’。尤其是在《辞源》《辞海》以及各种辞书上,我得多打几次。因为这些书籍委实是我尊敬的老恩师,我怀着无比感激之情,刻了这枚藏书印,以表谢忱。那么这本《目录》,实在是我的启蒙老师了。我当以三叩九拜,发自内心地喊一声‘老恩师’!”[27]书法家沙孟海自述学书经历,说:“十四岁父亲去世,遗书中有一本有正书局新出版影印本《集王书圣教序》,我最喜爱,经常临写。”[28]


▲ 《初拓滋蕙堂灵飞经》


▲ 《平等阁诗话选本》初版


▲ 《王梦楼行书》版权页



余 论
 
摄影技术和近代印刷技术的传入不仅造成了中国出版史上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且也是中国书法由“尊碑贬帖”到“复兴帖学”的一大转捩。因为那些“尊碑贬帖”的书家反对帖学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刻帖存在翻刻过多而失真的缺陷,而名家的墨迹又大都保存在宫廷和达官显贵之家,寻常人难得一见。然而,摄影技术和近代印刷技术以不爽毫厘的“传真”功能解决了这一大难题。就连一直主张“临碑不临帖”的梁启超也改变态度,说:“珂罗版发明,帖学有恢复的希望。譬如商务印书馆的《大观帖》,一本几块钱,那就很用得了。有珂罗版以后,不会走样,临帖还可以。”[29]

当时,除了有正书局之外,著名的法书碑帖出版机构还有很多。如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中华书局、艺苑真赏社、神州国光社、金佳石好楼、尚古山房、碧梧山庄等。不仅名家墨迹、善本古帖被大量印刷,丰富了帖学的学习资源,新发现的甲金文字、简牍帛书、西域残纸也被推广开来,扩大了书法的取法范围。

平素难得一见的法书碑帖也通过影印这一方式走入寻常百姓家,加强了书法艺术的普及程度。正如林纾所言:“自珂罗版书画盛行,虽家乏收藏,不难见古名人真迹。”[30]宗白华也说:“然近来学书者之参考资料,实胜过古人,汉人木简,六朝碑版,今皆有良善影本。三代钟鼎古文,亦不难获得拓片(或印本)。故宫收藏古人真迹,亦有机会看到,此往昔穷乡僻壤之寒士,终身所不能窥见者也。”[31]普通人也能看到往昔只有少数精英阶层才能看到的东西,视觉体验上的鸿沟被一定程度地抹平了。这有效地促进了两个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加了普通人成长为大艺术家的可能性。

考察有正书局的法书碑帖出版,我们只能看到晚清民国书法出版史上一个很小的局部,要深入了解当时书法出版的全貌,还有赖于更多更深入的个案研究。

 

✎注释

[1]王燕来:《历代书画录续编》第1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431页。
[2]罗振玉:《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5页。
[3]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上),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4]陈智超编注:《陈垣往来书信集》(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039页。
[5]《宋拓索靖月仪帖》,有正书局1911年版,合肥程小林藏本。
[6]《泰戈尔参观有正书局》,《申报》,1924年4月20日。
[7]孙询:《民国书法篆刻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8]张珩:《张葱玉日记·诗稿》,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版,第99页。
[9]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15页。
[10]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2页。
[11]狄葆贤:《平等阁笔记》卷1,有正书局1913年版。
[12]《日用常识便览》,有正书局1935年版,第1—51页。
[13]张秀民、韩琦:《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41页。
[14]同上。
[15]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16]同[10]。
[17]王震:《二十世纪上海美术年表》,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18]同[10],第409页。
[19]谢菊曾:《十里洋场的侧影》,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57页。
[20]同[11]。
[21]同[9],第214页。
[22]同[12],第20页。
[23]同[9],第214页。
[24]杨忠明:《老上海琐记·逸趣》,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25]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卷13,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页。
[26]同[10]。
[27]田原:《大斧笔架》,《书屋》,2000年第11期。
[28]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第200页。
[2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卷102,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页。
[30]钱基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31]宗白华:《与沈子善论书》,载于郑一增编《民国书论精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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